酷儿电影的酷儿电影历史
维托·拉索1981年初版，1987年修订版的《胶片密柜——电影中的同性恋》(15)一书向我们充分揭示了在整个的美国电影历史（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当中，好莱坞的电影是如何再现同性恋的。拉索通过三百多页的篇幅，按照编年史的顺序，向我们展示了好莱坞电影最大程度上面对美国人所创造并展现的同性恋形象。总体上来说，这不是一幅什么美丽的画卷：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同性恋经常被表现为阴柔脂粉气的俗套化类型，悲剧性的神经病病患者，甚至是精神病患者的罪犯。（1995年同性恋电影人罗伯特·埃普斯坦和杰弗雷·弗雷德曼整理出很多的电影中的同性恋形象，并且增加了最新拍摄的电影人采访片断，由此把《胶片密柜》一书变成了一部纪录片。）《胶片密柜——电影中的同性恋》一书尽管涉及了很多丰富的细节，但是它没有真正对性欲和身份的问题产生过质疑，也没有就此进行过论证调查，即电影是如何得以将这些概念和观点传达给观众。不像对种族、年纪、社会身份或者残疾等可以进行某种社会性分类，性倾向几乎没有（有也是很少）身体上的标志，以至于属于视觉媒体的电影可以明确利用。但是，好莱坞的电影人转向求助于潜在隐含的意味来间接暗示某个人物是个酷儿。本书接下来的章节会更详细地来探讨，这样一潜在隐含的意义通常都是依赖于俗套化的表现手法，转换了传统观念对性欲和身份的看法和期待。某种程度上说，一切电影都使用俗套化表现手法（stereotype）。这不同于小说，作者可以动用几百页的篇幅来对一个人物进行复杂的心理描写，大多数的电影只有90到120分钟的时间用视觉化的速记方式来讲一个故事。这就要求迅速塑造并刻画人物，这样俗套化的表现手法经常是被迫运用与创作。电影理论家理查德·戴尔指出，俗套化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不可见的东西呈显出来。由此而论，对同性恋者的俗套化表现，即阴柔脂粉气的男人和强硬男子化的女人，这些就为异性恋者提供了一种想象性地呈现一名同性恋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手段。(16)如果同性恋者真的都跟其他人一个样——没有身体上的不同——那就没有太多的理由非得那么费劲，特别把他们单独挑出来加以表现。事实上，在1950年代，当性学专家阿尔弗雷德·金赛指出说，美国有一大批“正常面目”的同性恋者的时候，一场分类的危机开始出现了。人们变得惊慌失措，相互猜疑，因为如此多潜伏存在的“看不见的”酷儿们的景观，比偶尔出现的阴柔脂粉气的男人或者强硬男子化的女人的现象来说，这要让全美国人的神经更为困扰的多。这样一来，俗套化表现手法的功能就是为了激起大家一致的意见和看法，使得人们认为他们“认知”一群这样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知道的也只限于俗套化的一种而已。实际生活中，大多数亚文化的群体——一尤其是酷儿人群——更是千差万别，没有什么固化的一致性。电影的俗套化手法可以通过很多微妙的方式来运用。酷儿性可以在对话中（比如描述一个男性角色喜欢花）或者是说话方式（比如发言时咬着舌头，傻笑，或者是青敲手腕什么的）加以暗示。有时候，可以给酷儿们的角色取一些酷儿化的名字。喜剧演员厄列·科瓦克所饰演的著名诗人的名字叫柏西·德弗托恩西尔斯，只要他一开口含糊不清地吟诵他的诗歌，就等于向观众宣称了自己的酷儿身份。同样的，一位名叫乔治或者弗兰克的女人差不多也在示意酷儿性。如果男性角色穿着镶褶边的服装，有明显的化妆痕迹，或者是特别剪了个什么发型，由此一来，服装、化妆以及发型设计也能显示酷儿身份。与此相反，女同性恋者为了保持自己这种性别转化的身份，她们通常简化穿着，减少化妆，也不刻意去做头发。在很多电影中，她们拒绝传统的对女性阴柔琐碎的审美要求，反而转向普通灰色穿着，大号码的鞋，短头发或者后拉式发型所显示的简单和粗糙。此外，酷儿们也可以通过他们身边的物件——就是一些可以界定他们性向德道具——来加以表现：比如一个女人拿着垒球棒，或者一个男人拿着爱不释手的拐杖。为了使得电影中的相应场景同“真实”世界保持一致，有的相关物件真的是从现实酷儿文化当中吸收过来的——比如绿色的康乃馨，红色的领带以及紫色，这些都是早年真正的酷儿们用来标示自己身份的标志和暗号。甚至音乐也可以用来提示某个人不是完全的异性恋者。在影片《马耳他之鹰》（1941）中，当银幕上出现了一个阴柔脂粉气且过分讲究衣饰的男子时，观众听到的是滑稽，而且是十分阴柔软绵声调的音乐。(17)同样的，最近几十年来，如果把一个男性形象同雪儿或者玛当娜的音乐配置在一起，或者把一个女性角色同女性主义的民歌手或者某位另类的摇滚歌手的音乐并置，这些都有可能是在暗示同性恋倾向。俗套化的银幕形象，就像其他所有的文化现象，都会随着时间的过去而有所变化和发展。经典好莱坞时期的阴柔脂粉气的男人形象到了1950年代，就演化成了“忧郁青年”形象。(18)经典好莱坞时期的酷儿女人们过去的面目经常是婶婶级别的老处女或者是监狱的女监舍，(19)但是到了1970年代，她们经常被表现为吸血鬼，这种比喻的手法等于把同性恋的爱意和感情转变成了残忍恐怖的东西。(20)进入21世纪，各种琳琅满目的酷儿人群和酷儿“面貌”使得大众媒体更难找到俗套化的典型表现手法，但是那些旧式的俗套化手段依然可以看到。举例说，《异性恋男人的酷儿眼光》（Queer Eyes for the Straight Guy）被抬升为同性—异性恋关系的某种重大突破，但是实际上，这种通过把同性恋男人塑造成服装设计师，室内装修设计师或者是发型设计师的手法，只不过是对很早以前就有的俗套化典型形象重新加以包装利用而取得的成功。本书调研了美国酷儿电影百多年的历史，而且考查了酷儿角色，酷儿作者，酷儿观众和酷儿形式——连同他们相互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方面同相关的同性恋的社会史、文化史以及政治史之间的关系。另外，本书还审视了好莱坞的电影，实验电影，剥削/性剥削电影，时尚怪异电影，纪录片，以及一些音像制品和电视电影，广泛收集并探讨了允许酷儿形象产生并且流通传播的社会的以及工业环境和条件。这本书不仅仅是局限为一本美国酷儿电影的历史，就是一本历史书。它不仅吸收了，并且不断更新考查历年的酷儿电影历史的早期作品，同时它也涵盖了最新的一些电影，以及我们对于过去老电影的最新评价。本书立论的一个基本设想是，所有电影影像的东西都是政治的。正如理查德·戴尔对此的评论：“社会群体在文化方面是如何得到表达再现的，他们这些人在实际生活里的遭遇就有一部分或者有这么一群人是这样的……贫穷、侵扰，自我憎恨以及歧视（在住房、工作，教育等等的机会方面）都会因为这样的表达再现而支撑建构起来，形成某种制度和系统。”(21)纵观整个20世纪，酷儿们努力挣扎着让他们自己无论是在真实生活中还是大众媒体中或被看到或被听到。酷儿们的奋斗抗争史也指出了我们到过什么地方，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并且还揭示出了美国酷儿文化将来的路程。
酷儿电影的一部标准的酷儿电影
《海德威格与愤怒英寸乐队》（2001）即使按照以上提出的所有酷儿电影的分类标准来划分，《海德威格和愤怒英寸乐队》都可以算得上是一部酷儿电影，尽管电影中的角色没有一个人直接宣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该片融合了多种类型，从而形成风格杂糅的特点——一部分是音乐片，一部分是演唱会电影，部分是（虚构化了的）传记片，所有这些风格和类型都对性、毒品、摇滚乐、全球政治、创业神话、以及个人身份政治说展开了讽刺性评论。影片集中表现了一位朋克摇滚乐手，他完美地创造出了一个性别和身份处于游移不确定状态的人，名叫海德威格。这个人试图找回被别人冒名顶替去了他/她作为音乐明星的地位，而这个冒名顶替者是一位更为成功（而且更为传统的）的摇滚明星。影片通过几个音乐的段落，讲述了海德威格现时在柏林东区出生，这个小男孩起初名叫汉瑟尔，然后他实施了一次改变性别的手术，目的是为了嫁给一位名叫卢瑟的美国大兵，这样他就可以从冷战的铁幕中逃离出来。然而，这次变性手术“搞砸了”，汉瑟尔——现在名叫海德威格——遗留下了一点“垮部残痕”，也就是影片名称所谓的“愤怒英寸”。（另外，海德威格的伴奏乐队也是以“愤怒英寸”这个名号而著称的。）来到美国之后，海德威格遭到卢瑟的抛弃。随后，海德威格同一位名叫汤米·斯派克的十几岁男孩成了朋友。这个人因为演唱海德威格的歌曲，而且得到了海德威格的指导摇身一变而成为著名的摇滚歌星，并且改名为汤米·灵知。接下来，汤米为了保持一种较少酷儿怪异特征的明星身份，他开始疏远海德威格。该片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讲述海德威格如何试图重新联系上汤米——为的是重新获得被汤米剽窃去的他/她的名望和身份，从而让重新找回“完备的”自我。海德威格和愤怒英寸乐队最初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在纽约，以一系列易装秀的面目登场演出，其中的创办人兼主演约翰·卡梅隆·米歇尔为海德威格这个人物作了一些意念设计。后来这些演出配上了斯蒂芬·特拉斯科的音乐兼填词创作，从而进入了百老汇外围地区的演出。这样的演出很快成为了评论界的热点和时尚讨论的现象。由此改编的电影版仍是由米歇尔主演并导演的，制片方是由在1990年代独立的酷儿电影浪潮当中制作了很多相关作品的克里斯蒂·瓦琴的“杀手电影公司”（Killer Films）担任。影片主要依据舞台剧最初的想法扩展开来，表现海德威格在一场音乐会中扮演角色，为此他/她经历了一次感情爆炸式的情感垮塌危机。影片在叙事场景展开的同时结合了音乐、歌曲和一些纪实的片断，另外还有动画场景和观众跟着一起的合唱（“跟随那跃动的假发！”）。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法，影片既吸收同时也颠覆了好莱坞传统形式和内容的某些概念，由此形成的风格上的特征非常符合大多数酷儿电影制作的特点。《海德威格与愤怒英寸乐队》奠定了酷儿理论的一个核心命题：那就是欲望和身份——无论是种族的还是性别上的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不是什么静态固定蕴含特定本质的东西，而是一种流动游移变化的状态，并且是由一系列的扮演组成。影片本身就是由一组接一组的表演构成，海德威格的着装和行为——更不要提他/她的性别和身份——一直是处于流动变化之中。歌曲“盒子里的假发”颂扬了海德威格假头套转变人身份的力量：他可以是“中西部午夜的应召皇后小姐”，也可以是“1963蜂窝小姐”，或者还可以是“电视上的法拉·弗谢特小姐”。（影片在表现这段音乐场景的时候，海德威格建在拖车上移动的家变成了一个舞台。）海德威格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溶入了“周五男人”伊扎克和她的门生汤米的某些特征。为了进一步强化酷儿欲望和身份的游戏感，伊扎克这个男性角色是由女演员米拉姆·肖饰演（在舞台剧版本的演出当中，米歇尔兼饰海德威格与汤米两个角色）。影片的最后，海德威格把他/她的假发扔给了伊扎克——这个女人饰演的男性角色现在要演一个女人——并且在接下来遇见了汤米，这个场景可以堪称音乐的典范。汤米意识到了自己从海德威格那里拿走的东西，而海德威格开始意识到她/他已经是很完整的了，不需要再去找寻自己迷失的另一半。影片最后一个画面是赤身裸体的海德威格——或者说是汤米？或者说是米歇尔？——直接从镜头前走开，从而进入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新世界。有关社会性别和生理身份的另类模式非常生动地在“爱的根源”这首歌里得到了体现，根据柏拉图在《Symposium》书中的观点，而产生了对人类性欲的神话解释。在这首歌当中，海德威格描述了人类是怎样由最初的四条腿，四条胳膊和两个头的生物组成，其中包含了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或者是一男一女“背靠背的粘合在一起”。随着这首歌在叙事上的发展，众神对这种合成的人类感到生气，于是决定通过将他们彼此对半分开来当作惩罚，由此既创造出了同性恋和异性恋爱情，而“孤单的两腿生命”极力想找回完整的自我——有的时候是短时间内——通过做爱的行为来实现。这首带有叙事意味的歌曲在电影中是通过一段动画的形式来表现的，其中展现了男人和女人们，众神和人类们，恐龙和蜥蜴群天然无缝地相互转化，变来变去。该片通过动画的方式来把这段过程视觉化，从而突出了我们过去在描述人类性欲和身份时候的各种标签和分类之间的这种酷儿联系。正如海德威格在另外一首歌所指出的种种这样的分类，“桥河墙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没有我在中间，宝贝，你将什么也不是。”(14)影片《海德威格与愤怒英寸乐队》因为滑稽和警醒兼备，神思与反讽并重，从而在批评界大受欢迎并且获得了许多赞誉和奖项。但是《海德威格与愤怒英寸乐队》在美国的发行受到了限制，主要是在一些大城市范围内的独立艺术性院线上映。该片DVD的发行，使得影片和许多其他酷儿电影一样，才得以在边远的一些城市中看见。这部电影属于边缘化的制作，因为它是在主流美国电影工业好莱坞体制之外制作出来的。本书余下来的部分将会充分展示，好莱坞对酷儿内容和酷儿风格的电影的态度经常是沉默寡言。即使到了21世纪的开端，好莱坞仍旧坚持着异性恋中心主义的话语立场。
